□本报记者 沈璐兰 

　　“千万工程”是一项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更是一次文明进步的生动实践。多年来，我省持续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促进社会文明整体提升，为描绘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崭新画卷添增了一抹亮眼的“浙江底色”。

　　转变观念 树立新风

　　“你好小艾，纸箱是什么垃圾？”“你好，纸箱是可回收垃圾。”日前，在义乌市苏溪镇新乐村，一台AI智能垃圾分类设备吸引了村民的注意，大家纷纷在AI智能方言语音助手教学下，学习垃圾分类。

　　“这款设备能识别废纸、果皮等181种垃圾，村民只需简单说出垃圾名称，设备就能让垃圾对号入桶。”苏溪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设备的智能系统还能对村民不规范的投放行为进行全天候实时记录，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后台调取实时监控和录像回放，发现、监督和警示不文明行为，及时进行劝阻。

　　垃圾分类已成为城乡文明新风尚。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我省已明确农村生活垃圾体系建设进度表，力争到2025年基本形成“全程分类全覆盖、分类收运全覆盖、回收网络全覆盖、资源利用全覆盖、数字监管全覆盖”的格局，努力打造全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先行区。

　　倡导文明乡风，移风易俗是关键。在桐乡市洲泉镇，当地以“浙江有礼·风雅桐行”县域文明新实践为牵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探索移风易俗长效机制和有效模式，让“节俭促共富 文明润人心”成为乡村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最亮底色。

　　“我们原本计划给孩子办升学宴，后来村里志愿者入户宣传，倡导大家‘移四风、树六礼’，我们就改为参加村里集体升学礼，孩子觉得挺有纪念意义。”桐乡市洲泉镇石山头村村民顾师傅说。

　　“各村社在将移风易俗写进村规民约的同时，又各自形成移风易俗公约。如南庄村将宴席的菜量由原来的每桌28道减为22道，食材成本平均下降1000元/桌；屈家浜村出台《移风易俗十八项举措》，在烟酒伴手礼、红白喜事等方面全方位推进。”洲泉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镇还建立起一套可监测、多维度、全覆盖的移风易俗档案管理体系，一户一档，涵盖喜宴厅费用清单、垃圾分类检查单、宴席菜单、移风易俗承诺书等11项内容，并由专人担任档案管理员，负责档案归纳、更新、评比，确保移风易俗的长效管理。

　　乡村赛事 活力满满

　　前不久，2024“乡约浙里”农民篮球赛决赛的首场比赛在诸暨市大唐街道杨家楼村文体中心火热开赛——村级篮球馆内座无虚席，村民们在现场为选手加油呐喊，欢呼声与掌声如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大家荷包鼓了、生活好了，参与乡村体育活动的积极性自然更高了。只要大家有空，每次比赛都会去当啦啦队、后勤队。”聊起球赛，杨家楼村党支部书记杨均平愈发兴致高涨。他告诉记者，村里建成文体中心后，不仅便利了村民打球，还经常承办各类体育赛事，有效带动了村集体增收。

　　“近年来，一项又一项‘村字号’赛事和乡村体育文化活动凭借‘乡土气’迅速蹿红，为农民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也成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推动优秀农耕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着力培育文明乡风，展示新时代农民精神风貌，晒出乡村幸福生活。

　　随着农民群众精神文化追求日益提升，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乡村研学风潮。日前，我国首座展示全国各省份重要非遗文化的陈列馆——非遗里的中国陈列馆在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开馆，里面珍藏了11个省份81位非遗传承人的160多件非遗作品。杭州市民杨女士慕名来到馆内参观，在体验完皮影戏互动活动后，她饶有兴致地说：“无论是之前在书中读皮影戏，还是线下观看皮影戏表演，都没有这次互动来得强烈，感觉自己和传统技艺离得更近了。”

　　在杭州市余杭区百丈镇，建有纺梭主题博物馆、竹艺博物馆等6个“村博”，且免费对外开放。“乡村博物馆是大伙儿的精神家园，每个博物馆都各有特色，既传承了乡土文化，又展示了乡村新貌。我们将继续打造艺术村落，为绿水青山增添人文色彩。”百丈镇党委书记陈时忠告诉记者。

　　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我省共有813家乡村博物馆，它们作为记录乡村文化、民俗风情的重要载体，已成为人们探知、了解乡村的新视角和新去处。

　　基层治理 共建共享

　　谁家屋高、谁家院挤，“寸土必争”一直是乡村治理中的难题。在诸暨市枫桥镇枫江村，村“两委”充分发挥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治理中的优势，用3年时间做通村民的思想工作，大伙儿自愿退墙让路。“退墙让路后，村里以砖色划分集体区域和农户区域的界限，并建立相关档案。”枫江村党支部书记陈江告诉记者，“公得利、私不亏”的治村理念已经潜移默化“住”进了每个村民心中，在大家的支持下，枫江村还打造了信誉银行、小镇巧妇、村级治理三件宝等一批特色鲜明的乡村治理品牌，并全面推广。为了让新时代“枫桥经验”继续生根发芽，陈江表示：“会牢牢抓住基层基础，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

　　“我们借鉴枫源村‘三上三下三公开’村级民主决策，在村级重大事项收集议题环节，群众意见上，干部征求下；酝酿方案环节，初步方案上，民主恳谈下；审议决策环节，党员审议上，村民代表无记名投票表决下。”在枫桥镇杜黄新村村口，记者见到了“明星”书记王海军，他正向黑龙江省的一考察团介绍杜黄新村“四治融合”的经验做法。

　　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自治、法治、德治早已成为枫桥镇每个村的治村“法宝”。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如今又增加了“智治”这一新“法宝”。“我每天会收到很多信息，一个不注意，重要信息就被淹没了。但现在无论什么时候点进‘浙里兴村治社’，都能看到工作任务，工作清单更加具体、明晰，便于我们对照执行。”王海军告诉记者，自从用上“浙里兴村治社”，他得以腾出精力抓好分内事。该应用是绍兴市的创新做法，通过把村社和网格一级纳入基层治理数字化改革体系中，进一步规范镇街任务的派单流程，带动村级重大事项有序推进。

　　在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王金法广播”几十年如一日用乡音通过广播向全镇居民传递党的声音，大伙亲切地称其为“上接中央、省、市、区、镇的‘天线’，下接农民伯伯的‘地线’”；象山县持续擦亮“村民说事”品牌，拓展“线上说事”机制，让村民有事敞开说，遇事多商议，有事马上办，好坏大家评，村级年均办件100余万件次；云和县以“街乡共治”模式破解了进城农民融入难题和山区老人留守困境，如今，当地又加快推动资源要素高效整合、社会管理精准有效、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创新打造“街乡共治”示范片区组团发展新模式……

　　多年来，我省坚持以“千万工程”为引领，着力构建“四治融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涌现出一批乡村治理“金名片”。